1xbet珠江新城一间正常营业的健身场所，不少会员正在器械训练区锻炼。 南都资料图
深圳的郭玲是一名健身爱好者，日常喜欢练习瑜伽。不过，最近让郭玲烦恼的是，她报名的瑜伽机构——梵羽瑜伽倒闭了。
“突然一下子就没有课了，找到平时给我上课的瑜伽老师，对方说她自己也被拖欠了快4个月的工资，我一听头都大了。”郭玲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最离谱的是，门店排课越来越少的时候，还有私教向其他学员兜售办卡。问题是，现在不是一家门店没课，而是全部门店没课”。
不仅是梵羽瑜伽，同一时间因突然闭店被传跑路的，还有力美健花城店。像郭玲一样的健身会员不在少数，门店突然倒闭，他们随之陷入学费退款难的困境。有投诉平台数据显示，广东近三年健身房跑路导致的消费投诉数量接近200条。
有律师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预付式消费能帮助商家快速聚拢资金，保证经营的现金流，但难以保证消费者资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机构一旦跑路，消费者维权相对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郭玲所投诉的健身机构，正是被誉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瑜伽品牌”——梵羽瑜伽，据官方资料显示其在全国有超过150家门店。
本想塑形、放松身体，郭玲万万没想到，自己千挑万选的连锁瑜伽馆，竟突然倒闭。她曾经看到过健身机构跑路的新闻，但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觉得震惊又生气。
郭玲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今年6月12日得知门店停课，但自己还有一半的私教课没上完。她称，不少会员卡内余额都在万元以上，她所在的维权群现在有400人，“据说余额最多的有超过6万的，按平均每人欠一万元来计算，算下来金额起码有400万了”。
郭玲表示，群内很多人已报警，深圳龙华还因此成立了专案组。但截至目前，仍然没有收到最新的解决方案，“至于梵羽瑜伽则是从来都没人出面联系我们”。
不过，“梵羽国际瑜伽”公众号7月16日晚发布了致歉声明。声明称，由于企业决策失误，导致经营不善，梵羽大量门店关闭或停课或被转出。声明提到，如果不经营，资本即使到了门口也进不来，如果经营，又会遭大家围堵，梵羽瑜伽称这是个死循环，大家都困在这个死循环里，“待后续经营启动起来，待资方融入，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结清债务”。
在更早的7月13日，梵羽瑜伽曾发布复课通知，提出“接受门店会员及其他卡项兑换教培卡”，并强调最高可抵扣70%，需要缴纳30%作为学院用于房租、水电、人工等基础开支。
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郭玲和同样在维权的会员朋友们并不接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联系我们怎么去退费，所谓的卡内余额以7成抵扣教培课程，还是需要会员再自掏腰包交多3成的钱。但问题是，我们并不想上教培课。”据了解，区别于普通的门店私教课，教培课程主要是为培训后考取瑜伽教师证书。
不仅是梵羽瑜伽，同一时间因突然闭店而被传跑路的还有力美健花城店。南都此前报道，有消费者及教练表示，在被告知停水停电后门店突然倒闭，南都·湾财社记者从现场获悉，属地派出所已介入，企业经理表示门店欠了物业100多万元。
据7月7日消息，有门店学员称，目前已有200多位学员填写了退费的个人信息，金额达到700多万元，绝大多数学员的诉求都是退费，有少部分学员办了转卡申请。
南都·湾财社记者注意到，在如何处置门店学员课程问题上，包括力美健等多家健身机构都表示会将学员安排到其他门店。但多位消费者接受采访时表示，距离近是他们选择健身房的重要原因1xbet。
天眼查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范围内状态为存续、在业的健身相关企业数量超138万家，其中2020年至今新增企业数量超过75万家，2023年至今新增企业数超过6万家，较2022年相比，呈迅速增长趋势。
从区域分布来看（港澳台企业不包含在内），贵州省拥有相关企业数量最多，约为23万家，占企业总数的16.6%，其次是广东省和山东省，分别为12.5万家和11.7万家。
南都·湾财社记者从天眼查提供的数据中发现，2018～2022年这五年里，每年均有超过10万家健身相关企业注册，2021年新增企业注册数达到最多，接近32万家，但2022年新增数量降到约17万家，新增企业数同比减少约一半。
据了解，2020-2022年，每年注销的健身相关企业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于2022年超过了当年健身相关企业新增数量。
从成立时间来看，60.28%的相关企业成立于1-5年内，成立于5-10年的相关企业占22.97%。
今年5月6日发布的《2022中国健身行业报告》就显示，2022年全国体育健身类场馆数量有所减少，全国广义健身类场馆约13.1万家，其中商业健身俱乐部39620家，健身工作室45529家。
2022年主流城市（含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健身俱乐部平均增长率为3%，倒闭率为13.3%，净增率为-10.34%。2022年主流城市的健身工作室平均增长率为3.52%，倒闭率为16.01%，净增率为-12.48%。
报告同时指出，根据2023年Q1最新数据统计显示，线下健身场馆的各项运营数据指标正在快速复苏。截至4月30日，线下各类健身场馆数量大幅增加，付费健身会员数量、平均消费支出、活跃度、训练频次等数据也均已逼近2019年同期水平。2023年，中国的健身行业和市场发展值得所有人期待。
此前，力美健在回应花城店闭店一事时表示，会所的面积带来了高额租金及运营成本，但三年疫情，花城会所的物业没有提供任何减免政策，甚至通过断水断电阻碍会所正常经营。
郑俊是一家健身房的店长，他表示，这几年健身行业倒闭的店应该是最多的，因此消费者对这个行业有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即使现在，影响也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毕竟大家手头没什么闲钱了”。郑俊知道有的健身房是“按次付费”，但对于传统健身房，预付式消费是不得不选择的，“不然我们很难生存，因为房租就能压垮一大部分健身房”。
经营着两家普拉提门店的周清则认为，消费者对预付式消费的模式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决定来上课的消费者，基本都做好了预付的心理准备。但她也听说，如果健身机构开很多家连锁店的话，会员的学费经常会被用于门店装修、物业等费用。
此外，在此前南都·湾财社记者的调查中也发现，今年，有健身机构已经从美团、大众点评上退出经营，转而在抖音等平台进行宣传，以至于被部分消费者误认为门店全部闭店。黑狮子健身会所的教练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以前没有那么多流量平台，健身机构通过大众点评获客还行，如今大众点评费用高、引流少，性价比很低，因此该健身机构只在广州保留了两家门店在美团、大众点评上进行宣传，其余门店都与这些平台停止了合作。
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健身行业市场规模近几年不断增长，2021年市场规模达到3771亿元，预计2023年市场规模将突破五千亿元。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疫情对传统健身房经营造成了较大影响，健身线上化趋势有所增强。同时，《2022中国健身行业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健身会员和健身人口渗透率在连续五年增长后出现了下降。
“我个人认为，不是说大家不健身了，而是可能（企业）背后资金的紧缺会令它滚动起来很困难。”世邦魏理仕中国区战略顾问部商业咨询负责人钟廉军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健身确实是在疫情后承受了很大压力的一个板块，因为以前有些健身房是采用会员制的，会先把会员费收到账上，企业可能会声称不会动这笔钱，但如果在疫情期间，企业运作很艰难的情况下，它要继续交房租，可能会花掉会员费以及原来的扩充资金，后面它就很乏力了，“健身房往往面积比较大，虽然租金单价可能不高，但总价的话也还是不便宜的”。
钟廉军表示，营业额下降，租金占比过高，对企业的发展而言肯定是不健康的。他提到，现在健身机构和奶茶、汽车行业的玩法也是类似的，需要资金的推动，“现在商业的玩法是：我有一个好的概念，有投资者愿意投我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但疫情后，特别是今年大形势没那么好的情况下，其实大家会很谨慎去判断要投资的东西。可投可不投的，我就不投了”。此外，他认为，健身这个赛道的利润并不是很高，“因为它是以服务为本的，不是产品高利润的模式，所以资本可能没那么看好这个赛道，一旦撤出，这个行业就缺少燃料了”。
钟廉君认为，目前也有减租等优惠政策提供给企业，但即使物业能提供一定的租金优惠，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身的营利能力，以及其实现在（健身品牌）同质化比较严重，基本上还没有一个大家会因为品牌而一定要去消费的品牌”。
南都·湾财社记者曾联系包括力美健花城店所在商业楼的多家物业公司采访，但截至发稿前，暂未得到回复。
《2022中国健身行业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广义健身类场馆约13.1万家。其中，2022年主流城市（含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健身俱乐部平均增长率为3%，倒闭率为13.3%，净增率为-10.34%；2022年主流城市的健身工作室平均增长率为3.52%，倒闭率为16.01%，净增率为-12.48%。
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电商法律部负责人李晓怡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从商家角度来看，预付式消费可以快速聚拢资金，保证经营的现金流，而且如果消费者选择办卡等，商家一般会有优惠，比如单次充值会有一定的赠送金额，或者每次消费都会打折。但是，这并不意味预付式消费没有风险，“最明显就是没有办法保证预付资金的安全性跟稳定性，很容易出现商家挪用资金跑路的情形”。李晓怡表示，除此之外1xbet，有的商家可能会跟小贷机构联合，如果消费者想办卡或者充值又没有这个能力，商家可能会劝消费者去这些机构贷款，如果商家跑路了，消费者还需要偿还这笔贷款。
机构爆雷后，是否能拿回退款，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事情。李晓怡称，这是维权的一个难点。她表示，机构跑路，实际上商家通过这种行为表明不履行机构跟消费者签署的消费服务合同，已经构成违约，商家除了要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退回没有消费的资金，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那消费者如何维权呢？李晓怡表示，消费者一般可以通过民事起诉的方式或是联合几个消费者共同诉讼，法院会把同类型、同机构的案子作为一个系列案去处理，但这种情况下，即使消费者拿到了胜诉判决，也很难去执行，因为机构可能没有偿付能力。消费者也可以选择起诉机构公司对应的股东1xbet，如果股东没有实缴注册资本，需要在持股比例对应的注册资本范围内承担公司的债务，或者消费者可以找到机构跑路前，机构把资金或者财产低价转让或者赠送给其他人的证据，一并起诉其他人，要求撤销交易或者赠予，让资金回到机构账户，可以偿还消费者。
“但是你听下来就会发现，对一个消费者来讲，他去追究这个机构已经很不容易，要求这个消费者还要追究到这个机构对应的股东，甚至说是查询到这个机构有没有免费赠送财产，其实是十分困难的，这也是现实中维权的一个难点。”李晓怡表示。
消费者维权的另一个难点就是证据问题。她表示，商家可能会使用电子卡形式，记录服务合同、消费记录、余额信息等，“不排除在爆雷后，这些电子卡里面的数据会被销毁。消费者很难去证明卡里面还剩多少金额，有几次消费记录，也很难去找到线上签署的消费服务合同”。
今年5月30日，中国消费者协会曾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调研北京市预付式消费监管情况，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借鉴各地在预付式消费监管中好的经验做法，共同推动预付式消费监管在国家层面立法，引导预付式消费行业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提升服务质量，提振消费信心。
李晓怡称，此前，各地都有出台相关的规定，包括浙江、上海、北京跟甘肃，或者是以单独的文件形式，或者是在消法的适用指引里增加对应的内容。“目前难点在于预付式消费的监管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环节，包括预付卡的设置、资金的流转等，均需要强有力的联动式监管，才有可能落实。比如开设预付式消费的商家可能是个人、个体经营户、企业主体等不同的类型，开设的方式一般是与消费者直接订金小额或者大额的预付式服务合同。如果要去做监管，要求预付式消费进行备案或者许可的话，涉及到立法层面的问题，也需要相关的主管部门细致式执法，难度不小。再者，就是资金监管，要求商家把收到的预充值资金存入第三方监管账户，在消费者消费了对应金额等情况下才能解锁部分资金，这也需要金融机构的相关管理支持”。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冯家钜 陈盈珊 实习生 王希 南都·湾财社记者王艳玲对本文也有贡献
